甘孜日報 2018年02月06日
■李曉偉
離去與回望
詩人內瓦爾曾經(jīng)這樣寫道：“當你達到生命的一半旅程時，童年的回憶開始復蘇?！睂枢l(xiāng)的詠嘆是人類永恒的情感之一，而對于現(xiàn)代人而言，“故鄉(xiāng)”已不再是單純的物理意義上的空間居所，還增加了在時間維度之上人類由之所來的“過去”，有著世代的“時間積淀”，即它昭示著人的誕生之源。而不管以何種維度、何種形式呈現(xiàn)，安全感的提供始終是“故鄉(xiāng)”的獨特之所在。少數(shù)民族作家們面對的故鄉(xiāng)是與中原大地相比更為繁茂的高原大山、草原林海抑或雪嶺荒漠，因此他們的抒情也就顯得格外與眾不同。
維吾爾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用一種別致的語言方式在《故鄉(xiāng)的候鳥》中抒發(fā)著對于故土的深沉眷戀，在他的筆下，“我”是故鄉(xiāng)的“老水磨”、手風琴、童話、飛毯、歌劇院……當然，更是一位縱情歌唱的歌手。在這些不同的故事中，作家寫出了沉積于時光之河中的關于故鄉(xiāng)的一切光影，這些與人有關，與風景有關，更與大地有關。土家族作家凌春杰的《我們的村莊》寫出了那個盡管回不去但始終珍藏在心中的“我們的村莊”：花屋場，在濃情敘述的背后，作家更多的是在思考著作為“城市之源”的村莊在當下的命運。滿族作家夏雨的詩集《同一種生活》、王開的散文集《眾神的河流》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守望著東北大地，回溯著凝聚于土地之中的厚重歷史，并為之“鑄魂”。
除此之外，哈薩克族詩人阿依努爾·毛吾力提的詩集《阿麗瑪?shù)牟菰?、藏族詩人梅薩的詩集《半枝蓮》、傣族作家禾素的散文集《風中的蔓勒?！?、畬族作家朝顏的散文集《天空下的麥菜嶺》、蒙古族作家白濤的散文集《追尋神馬》、藏族詩人扎西才讓的詩集《大夏河畔》等也都在以不同的講述方式或輕逸或篤實、或靈動或思辨地傾訴著對于“故鄉(xiāng)”的眷戀。而土家族作家向迅的《斯卡布羅集市》和佤族作家張偉鋒的《遷徙之辭》又以或質樸或厚重的色調展現(xiàn)著年輕一代對“故鄉(xiāng)”的理解。在這些作家的筆下，普遍存在著建構文學地理意義上的故鄉(xiāng)的努力。
人由于自身的時空局限性，總是對于把握時間、反抗流逝充滿了期待，因此對往昔時光或是業(yè)已消逝的事物的懷戀與不舍之情，成為人類內心深處一種普遍的心理機制，這即是“懷舊”，或者也可以稱為“鄉(xiāng)愁”。它不僅僅是個體存在的一種情緒狀態(tài)，更體現(xiàn)為一種原型意識，一種大時代背景之下的時代情緒。我們會看到在這些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筆下，對故鄉(xiāng)的回溯一方面基于生態(tài)的視角，或哀悼或激憤地面對著現(xiàn)代化進程中鄉(xiāng)村與城市之間的激烈沖撞以及鄉(xiāng)土最后的落寞身影；另一方面，又由于他們身上特殊的民族身份，使得這樣對“故鄉(xiāng)”的回溯也意味著是對民族傳統(tǒng)的追溯。從這一意義而言，這樣的書寫中自然包蘊著作家們極強的責任擔當，同樣也是我們所提及的別樣“風景”的發(fā)現(xiàn)。
另一種青春
“年代”，在這里指的是作家身上的年代標簽，或者說是代際身份。在當下的多民族文學版圖之上，“80后”少數(shù)民族作家在雙語創(chuàng)作中具備的天然的“雙重視界”，這給他們自己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不一樣的內蘊，也使得他們的創(chuàng)作成為當代文學版圖中格外亮麗的一塊。因此，在去年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品中，“80后”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筆者閱讀到的就有馬金蓮（回族）、向迅（土家族）、李達偉（白族）、包倬（彝族）、秋古墨（哈尼族）等十余位“80后”作家推出的新作。
盡管在整個文學場域之中，這群作家們看上去似乎還是文學新軍，但在創(chuàng)作中卻又呈現(xiàn)出極強的生長力。以自己對“年代”的敏感來書寫不一樣的年代，對此，“80后”回族作家馬金蓮有著屬于自己的思考，“以年代為標題，把年份鑲嵌進去，便是屬于自己的年份書”。馬金蓮在自己的文字中歷來專注于日常的生活，在細密的話語中勾勒出溫情與厚重。在《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一書中，她連續(xù)用幾個年份寫出了《1986年的自行車》《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1990年的親戚》和《1992年的春乏》這樣幾個有著專屬性、同時又有著廣博情懷的年份故事。這些故事都是鄉(xiāng)鄰生活里司空見慣的，在馬金蓮的悉心勾勒下卻又透出別樣的韻味。如圍繞著自家的一輛自行車出借與否的問題，一面寫舒爾布借車始末，一面又穿插著家長里短，這樣的明線、暗線交錯，在一輛自行車的背后，深蘊著的卻是家事的種種艱辛與不易。她的寫作并沒有被那些看似無聊的生活細節(jié)所淹沒，相反，通過對這些時時刻刻存在于自己本鄉(xiāng)本土之上的生活場景的悉心描摹，我們看到的是作者那被生活充盈得飽滿的精神世界。她始終都在用一種黃土地之上特有的溫情目光來觀照著與自己一同生活的“地之子”們，輕盈卻又篤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金蓮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她身上濃郁的“土氣”，當然，這種“土氣”并不和所謂的時髦與流行相關，指向的是周作人所強調的“土氣息、泥滋味”，這樣的鄉(xiāng)土本色在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筆下具有共通性，而在這群“80后”作家身上則又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從鄉(xiāng)土出發(fā)，或是以“生活在別處”的姿態(tài)來回望鄉(xiāng)土，映襯的是這群年輕作家們直視現(xiàn)實的文學態(tài)度。
同樣是關切現(xiàn)實，包倬的寫作姿態(tài)又與馬金蓮不同。如果說馬金蓮在凝視中透出的更多的是溫情和堅守，那么在包倬的筆下，則完完全全是一副對世界的冷眼旁觀。在他的《春風顫栗》里，我們讀到的是種種看似荒誕卻又真切地存在著的生活景象。人到中年、事業(yè)有成的老總張先生看似人生美滿、春風得意，但是卻苦惱于情人因懷孕而與自己發(fā)生的小別扭，最后這場婚姻中的小波瀾在一次對張先生兒子的烏龍綁架案中煙消云散；都市中的憂郁青年和妻子之間莫名的爭執(zhí)，最后“我”又在莫名的“喘不過氣來”的狀態(tài)中實現(xiàn)了“想殺人”的莫名意愿……包倬筆下的人物都很普通，身上都披著來自生活的灰色的外衣，這些小人物無一不是深陷在瑣碎又荒誕的生活之中，而故事最后又總是會有不經(jīng)意間的“反轉”，讓人出乎意料卻又盡在生活情理之中，這其中包倬寫出的是生活的真實，一種荒誕、慘烈卻又接“地氣”的生活真實。
艾多斯·阿曼泰的人生經(jīng)驗可以說是比較獨特的，身為哈薩克族，卻又在遠離哈薩克故鄉(xiāng)的北京長大，所以我們可以在他身上窺見文化多元性的別樣呈現(xiàn)。《失敗者》就著力講述這樣一位在母體文化和漢文化之間痛苦尋覓的“失敗者”的迷惘與反省，在這樣深情的傾訴中又帶著年輕一代的少數(shù)民族作家對民族傳統(tǒng)、身份認同的深刻思考。
向迅在《斯卡布羅集市》中歷數(shù)那些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各個時空，鎮(zhèn)街、雙土地、向家大院……這些熟悉又遙遠的名字隨著他溫情的傾訴漸漸在紙面上凝結成形，蘊含于其中的還有對厚重歷史的思考；張偉鋒的《遷徙之辭》則把詩的思考拋向了漸漸遙遠的佤寨，回蕩在耳邊的是“魂兮，回來。魄兮，回來”那長久不息的“叫魂經(jīng)”。遷徙是對遷出地的逃避，也是對遷入地的向往，這一遷徙在詩人那里卻又呈現(xiàn)為循環(huán)式的矛盾，與常人相異，詩人要遷入的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遺落在歲月的悠遠塵埃中的故鄉(xiāng)山寨，這樣掙扎中的“遷徙”無疑顯得格外沉郁。
他們抒寫的是另一種不同的“青春”。李達偉的《暗世界》在回溯曾經(jīng)客居的“潞江壩”時，沒有停留在簡單的懷戀，反倒用近乎偏執(zhí)的真摯思考書寫著這個堪稱自己精神故鄉(xiāng)的“潞江壩”或隱秘或明亮的各個角落。借助著文字，他重新?lián)崦@塊充盈著神秘光影的滇西一隅，看到的是足以吞沒自我的“遼闊”，進入這個世界的方式則是思考，無處不在的思考。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族群與歷史、個體與神巫、存在與消失……這是作者在世界的另一面所遇見的，在這些駁雜卻又厚重的背后，他給我們展示的是回歸大地之后的生命豐盈。同樣是對精神故鄉(xiāng)的雕鏤，羌人六的《食鼠之家》展現(xiàn)的是他面朝“斷裂帶”的呼喊，以及對那些似水年華中或苦澀或甜蜜的時光片段的打撈。
他們的這種書寫顯然是不同于時下流行的青春懷舊風的，從這些“80后”少數(shù)民族作家身上，凸顯著“向內”與“向外”兩個維度上的思考，如秋古墨的《錦上花》、馬海子秋的《環(huán)山的星》、晶達的《塔斯格有一只小狍子》、朝顏的《天空下的麥菜嶺》以及加撒古浪的《把月亮種在村莊》，有的在嘗試追尋傳統(tǒng)所在，在極具邊疆風情的風俗描繪中展示出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的新風貌；有的把目光投向故鄉(xiāng)，寫出的是泥土滋味與草木情緣。這些“80后”年輕作家思考內心的同時又關切外在，既有著民族性的獨到，又同時在努力實現(xiàn)著更為廣闊的跨越。
總之，面對這眾聲喧嘩，2016年度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品整體上呈現(xiàn)出了對當下時代進行立體書寫的努力。特別是“80后”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涌現(xiàn)，他們的成熟與對文學的堅守，都可謂是最為亮眼之處，也是未來值得我們持續(xù)關注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新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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