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12月10日
◎喇布格濤·央金
80后作為劃時代的稱呼和第一代獨生子女，不僅躲過戰(zhàn)爭，逃過大難，偏偏還在改革開放之初呱呱墜地，在那個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沒有智能手機，有的只是彈弓、鐵環(huán)、木頭玩具和人與人之間交往相近的年代，留下了太多找不回的記憶。
消失的毛紡廠
“康定毛紡廠”草體大字至今仍殘存屹立，猶如一道城門任憑風雨摧殘，曾經(jīng)如火如荼的生產(chǎn)線，就像一張卡片，翻過了就只能留下回憶。80年代的毛紡廠，擁有職工幼兒園、職工宿舍、職工食堂、職工接送車等配套設(shè)施。而我剛好趕在我家搬進新建的職工宿舍后不久出生，讓人印象深刻的是80年代末這棟職工宿舍就有獨立衛(wèi)生間和自來水，這個小家僅靠一張人造皮沙發(fā)和自制電焊的鐵皮電爐，就能撐起整間房的配套家具。那個時候我的營養(yǎng)基本依靠蛋卷罐頭或水果罐頭，即使是這樣的生活條件，80年代末獨有的單元樓房，同事領(lǐng)里間仍然以串門走訪擺“龍門陣”或相互交換飯菜拉近，近到有的時候晚飯吃著吃著就變成了“大鍋飯”。五層高的小樓里不是大門緊閉模式，頑皮的孩童們連樓道間的墻壁上都留有大大小小的足跡。
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掀起了一股改革潮，毛紡廠由于管理落后等諸多原因一直效率低下，作為國有企業(yè)面臨改革開放后帶來的一系列沖擊，因此我的父母沒能躲過第一輪下崗潮，從那以后毛紡廠便也不復(fù)存在了。
離開毛紡廠后，我們家變成了“搬家專業(yè)戶”，印象中在并不大的康定城，我們就搬過至少五次家。1995年，我們一家住進了跑馬山山腰處的一套僅三十多平的倉庫房。也是在那一年康定發(fā)生特大洪水，道路和橋梁損毀相當嚴重，車輛和行人根本無法通行，站在高處看著被洪水淹沒的康定城，讀小學的我只為這場災(zāi)難換來的休課暗自竊喜，內(nèi)心藏著每天吃泡面的興奮勁兒。
那些年“洪水無情人有情，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橫幅掛滿大街小巷，我根本想象不到這場災(zāi)難給康定的變化。坐在教室里都能聽見攪拌機的轟轟聲，之后，一座座新樓拔地而起，康定城有了新的模樣。
二十多年后，隨著城市發(fā)展，康定修起了新城，就在離毛紡廠不遠的地方。以前從城里到毛紡廠要走很遠的路，期間最多有幾戶農(nóng)家，現(xiàn)在，從老城到新城，再到毛紡廠舊址，一路上都是新建的樓房和配套完善的小區(qū)。
迎接新居
搬進新家之前我們借住在四姨單位上面積僅十平米的周轉(zhuǎn)房內(nèi)，小屋位于中橋附近，因為住頂樓，我?guī)缀跏且娮C著對面農(nóng)行職工宿舍的從無到有。房子完工的那段時間，能從一樓看到七樓逐漸增添的人氣，我每天趴在窗前，擔心的卻是我們家再不搬進去那些房子就要被別人住了，父母的不易和無奈，甚至是自責都隱藏在內(nèi)心，不懂事的我根本無法體會。直到商品房逐漸替代單位集資房，要住上新房才不再受學歷、工作年限、職務(wù)等約束。從最初的水井電梯公寓到三江蔚城再到阿爾卑斯風情小鎮(zhèn)，這些頗具特色又有情調(diào)的樓盤名，吸引的不僅僅是康定人，更多地還有那些追隨“避暑勝地”“洗肺仙境”的外地人。
晚飯后廣場上的鍋莊舞，從一個小小的圓圈跳得越來越大，仔細看，他們中有外地游客、有外國游客、有本地藏人，還有很多在康定生活的外地漢人，他們和著同一個旋律，踏出的每一個節(jié)拍都在表達對幸福生活的滿足。
1999年6月6日，我們終于搬進了屬于自己的家，父親在選房前并沒有過多考慮，因為住了太久的小房子，能選到大的就是他的初衷，所以我們住進了當時最大的戶型，可是房子由于采光較差，住在七樓的我們，白天也需要開燈照明。盡管如此，但并不影響我們對于這套來之不易的房屋的喜愛。那個時候通訊和交通都不太發(fā)達，二郎山隧道也還沒貫通，家具家電這些必需品還得從遙遠的成都拉回，父親是和另外兩家人一起商量著去成都買的家具家電，三家人的新東西是用一輛大卡車拉回到康定的。那天我和母親守在樓下，我盼著我的“小天地”，母親或許找尋的是久久遺失的歸屬感。
通往外面的路
小學時代但凡去過成都的同學都會自帶優(yōu)越感，因為九十年代的康定連手機和私家車都還未普及，蝸居在康定的我們更是很少有機會去見識大城市的風光。好在父親在我上小學的時候也經(jīng)常出差去成都，每當他從成都回來的時候，我都特別開心，因為在那個他隨身攜帶的旅行箱內(nèi)一定裝著帶給我的禮物，有的時候是衣服鞋子、有的時候是零食玩具，在我每次打開行李箱的時候總會帶來不一樣的驚喜。這些禮物勾勒出我對成都的無限憧憬和想象，直到十歲那年我第一次隨父母到成都度暑假，激動的我徹夜失眠，兩天一夜的路程并沒有讓我覺得有任何疲倦，偶爾的堵車也會覺得特別新鮮，甚至炎熱的天氣也阻擋不了我的好奇心。顛簸中到達成都，第一次見識了平原上這片省會城市充滿的各種誘惑，我嬉戲于游樂場，駐足于肯德基，由于高原氣候條件的限制，甚至連短袖、短褲都是第一次穿。
1999年12月，二郎山隧道全線貫通，去往成都的路程縮短了一半，不需停留，一天便可到達，在往返于康定和成都十八年間，我從兒童長成青年。2017年，雅康高速瀘定段建成通車，從兩天一夜到八小時再到四小時，從汽車到飛機，今后還有鐵路，不得不感嘆變化之大。
我眼中的農(nóng)村
雖然康定算不上大城市，但作為在康定城里面長大的孩子，確實對農(nóng)村的概念有些模糊，以至于大概十年前，我才弄清康定的各鄉(xiāng)各鎮(zhèn)。印象中最農(nóng)村的農(nóng)村也就是“幸福橋”，雖然“幸福橋”現(xiàn)在離老城的距離還沒我住的新城遠，但那里依舊保存了農(nóng)村的耕作。二十一歲那年我才真正去到農(nóng)村，那是距康定城五十多公里的三合鄉(xiāng)，一個對我來說既陌生又落后的地方。
初到三合，的確顛覆了我對農(nóng)村生活的憧憬幻想。我住的那個瓦房可以追溯到抗戰(zhàn)時期，墻上掛著鋪滿灰塵的“十大元帥”圖，里面擺著完全可以進博物館的藤編椅和老式辦公桌，我躺在床上，聽著房屋夾層老鼠發(fā)出的覓食聲響，再看看穿著藏青色魚通服飾的阿婆、阿爺們，講著我完全聽不懂的魚通話，不禁問自己“我是誰？我在哪？”
好在正值青春，有一腔奮斗熱情，才逐漸適應(yīng)基層生活。在鄉(xiāng)里工作的幾年，我體會到了不一樣的情感和溫暖，就像我的房間常常放著剛做好的饅頭或者面塊，我知道這些都是不善言辭的老百姓時常見我顧不上吃飯放在那兒的。
在1.16萬平方公里的康定，我用十年的時間在每一處留下腳印，無論是蜿蜒崎嶇的吉居路還是滾石散落的孔玉道，十年之間，僅從老百姓臉上堆積的微笑就能看出農(nóng)村的發(fā)展變化，雖然命運的安排讓我錯過了體會改革開放初期的農(nóng)村生活，但是，很多時候看到在山間林道追逐嬉戲的孩童，看見笑容滿面的村民，我都能感受他們的幸福滿足。
改革開放四十年間，作為土生土長的康定人，足以見證太多變化，這些變化是難忘的也是美好的，即使身處再繁華的都市，也勾不走那顆眷戀家鄉(xiāng)的心。我會在買不到豌豆涼粉的早晨想念她，會在熱得只能呆在空調(diào)房的時候想念她，會在看到“川v”的車牌時想念她，會在聽到藏民族獨有的旋律時想念她，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時候，只要和家鄉(xiāng)有一絲的關(guān)聯(lián)，總會勾起我無盡的思念，就像對待愛人的深情那般根深蒂固，或許這就是鄉(xiāng)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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