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反“四風”、改作風的深入，從嚴治黨成為政治新常態(tài)，一些干部身上的“不適應癥”也越來越明顯。當年，毛澤東同志用“驕嬌二氣”來形容某些領導干部的不良作風，以之來觀照“四體不勤”，可謂切中要害。
隨著反“四風”、改作風的深入，從嚴治黨成為政治新常態(tài)，一些干部身上的“不適應癥”也越來越明顯。這如同一面鏡子，愈發(fā)折射出不良習氣、不正之風的危害。
比如，機場貴賓廳關閉后，有人就犯了難。河北一名縣委書記感嘆：雖然坐了無數(shù)次飛機，但取消貴賓廳等細致服務后，我比剛進城的農民還懵懂，訂票、取票、換登機牌等，不問就不知道，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除了不會辦理登機，一些干部去醫(yī)院不知道怎么掛號、乘公交車不知道如何投幣刷卡、參加培訓會走錯教室……當作風建設的緊箍咒念緊了，超配的秘書“轉崗”了、圍著轉的工作人員沒了，一些干部開始“親自”做事情，結果出了窘態(tài)、鬧了笑話，工作生活“難以自理”。這種“本領恐慌”，值得深思。
毛病是慣出來的，一些干部之所以“難以自理”，癥結在于長期四體不勤、高高在上。有的凡事都有人代勞，“端不了杯、提不了包、開不了門”；有的患上秘書依賴癥，沒有人代擬講稿、安排事宜，就不會說話、不會寫文章，甚至不會思考；還有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讓家里人“搭便車”享受各種服務。長此以往，必然能力退化、積弊日深。
當年，毛澤東同志用“驕嬌二氣”來形容某些領導干部的不良作風，以之來觀照“四體不勤”，可謂切中要害。驕是嬌之源，嬌是驕之表。驕氣，實質就是一種官氣。貪圖享受、熱衷“官威”，是造成領導干部“四體不勤”的重要原因。一些干部當官做老爺，擺官架子耍威風、追求特權攀比享受；一些人為了一己之私，極力媚權奉承，全方位、無死角地伺候，自以為會“來事”、很“懂事”。正是在這種唯權、唯上的不良生態(tài)中，一些領導干部的嬌氣日益滋長，“四風”問題積重難返。對此，有人一針見血：“四體不勤”其實就是特權病，干部生活能力不足的背后，是權力的無所不能。
可能有人會說，拎個包、端個杯等，都是小事，何必如此計較？然而，真是這樣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且不論“四體不勤”讓干部自身又嬌又弱，試問：一些人長期車馬開道、前呼后擁，不接地氣，不問疾苦，會真的把群眾放心上嗎？細節(jié)之處見作風，如此“官老爺”做派，在群眾那里又是個什么形象？一位基層黨員的話令人警醒：一些“四體不勤”的干部浮在空中，何談執(zhí)政為民？他們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惡化了干群關系。
魯迅先生曾經自省“皮袍下面藏著的‘小’”，那些“一抖肩膀就有人接大衣”的“官老爺”，更應反省思想上的病變。把自己看重了，把群眾看輕了；把權力看大了，把責任看小了，“總開關”就會擰不緊，就會搞不清“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也充分說明，作風之弊的“病原體”還未根除，抓常、抓細、抓長的“木魚”還得馳而不息地敲下去。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作為黨的干部，就是要講大公無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為公、人民至上，才會像焦裕祿、谷文昌、楊善洲等一代代黨的優(yōu)秀干部那樣，放下架子、打掉官氣，和群眾一塊苦、一起過、一塊干，干一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業(yè)。（詹勇）
